文 | 郭歌

上周日 ，HBO 参与制作的八集电视剧《我的天才女友》播出了第二集。虽然是电视剧，却带着电影般的光影质感，将那不勒斯破败街区的野蛮粗粝直接推到观众鼻尖，在那里，童年莉拉散乱着黑头发被男孩子拿石头砸破了头，金发的莱农递上一块尖锐的石头，从此跟她有了一生的纠葛。

这部剧改编自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四本书写尽了两个女孩一生带着仇恨、嫉妒却又不失崇拜、亲密的友谊，从战后破败、黑手党横行的那不勒斯直写到 2010 年后，从女性之间最曲折幽深的关系写到欧洲大陆最蓬勃的时代浪潮。

“那不勒斯四部曲”在大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的 99 读书人引进出版，从去年一月份开始推出第一部《我的天才女友》，到今年七月份完成最后一本《失踪的孩子》的出版。这套书的责编索马里曾为《GQ》的特稿编辑，于 2014 年成为出版编辑，同时也会不定期撰写书评，另外还有少量译作出版。

出生于江苏南通的她常常在朋友圈带几分反讽地自嘲说自己是“苏北人”，对于江苏的其他地区来说，南通盛产高难度的试题。

在那不勒斯四部曲中，女主角兼叙述者莱农正是依靠不断刻苦念书，离开了充满暴力的那不勒斯城区，而早早放弃学业的莉拉留在了那里。

索马里本科就读的专业是新闻学，后来保研念了“文学与传媒”。

曾在 UCLA 和康奈尔大学担任终身正教授的导师把她带离了原来新闻系的那种思维方式——“新闻系永远在讲究如何搜集和核查事实，或是传播学里研究的舆论的规律到底是什么。其实传播学最后是跟社会学紧密相关的，当时她给我们授课的时候侧重很多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想培养我们更综合的阅读能力。”

毕业之后，她想行使被培养出来的能力，“做一个特别好的媒体人”。

2010 年春天入职 GQ，那是国内非虚构新闻写作的黄金时代——如果中国真的有所谓“盖特里斯”时代的话。索马里那时候的领导是蔡崇达——后来他完成了畅销两百万册的《皮囊》，不过那是后话，对她要求非常严格，大家也都是死抠稿子。 “GQ当时特稿的部分是不惜代价去做，我最痛苦和最幸福的都是那个时期，一切都会变成稿子。” 索马里说。

大学在《南都周刊》实习过两年，当时她打采访电话都会嗓子干涩、紧张到手抖，但是成为记者后她把采访当成是人生非常好让人蜕变的机会。这也许和那时候 GQ 的调性有关——在处理和采访对象的关系时， GQ 希望是一种自然平等，甚至带点戏谑的关系。“GQ 从来不会说要仰望你，因为名利场其实永远是一个流动的东西，但是‘我’是永远在那里的。”

GQ 一直在那里，但是索马里离开了。这似乎跟她最后那次为杂志采访的经历有关。

那是2014 年初春，她去西双版纳待了一周，采访 1980 年代的一位著名作家。每天坐在南糯山带着雾气的阳光下，跟作家聊两个小时的文学，内心始终悬空，因为发现自己一直都在硬聊，对方的那个世界始终是紧闭的。

她想要知道的，是作家曾经在 80 年代所具有的先锋性如今去哪儿了，为什么后期的故事开始变得不复迷人。到后来，她不得不承认，那个年代跟现在可能已经平行了，甚至，她怀疑自己有没有权力问这样的问题。

“那个采访没有给我答案，然后我也知道，采访不会再给我答案了。我跟世界通过提问题得到答案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来到 99 读书人，比之做特稿的阶段，索马里开始觉得自己有了一种“沉默的特权”，可以很踏实地做很多事情。

大英图书馆让他们的员工用三个词描述自己的工作，有什么“迷人的”、“超迷人的”、什么“超有活力的”、“让人兴奋的”，索马里就跟朋友开玩笑，她现在的工作状态，其实就是 silent、silent、silent——就是沉默。

责编的工作需要看大量的稿件，大部分时间是跟作品和作者相处，跟译文和译者相处。她白天去上班编稿子，下班之后去卢湾体育场跑步，不戴耳机。她发现了一个沉默带来的额外的好处——你反而会写得更多。

“原来总觉得很多东西有难度，而且我的身份还只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作为爱好者嘛，你也不用觉得说自己要着急写。但是做出版编辑，每天接触大量优秀的文本，会有更多的问题意识，或者说获得了一些分析的方法，因为你每天能保证一点密集、深入的阅读，会对结构和语言，开始获得一些以前没有过的方法或者视角。”索马里说。

对于这个阶段的她而言，书评已经成为了比特稿更适合的表达载体，智识对她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故事本身。好的评论恰恰是一个非常立体、完整的智力的呈现。

而出版社编辑的责任是进行大量的筛选，首先是一个文化的判断。

今年九月，索马里接手离职的同事留下的《作家和出版人》的编辑工作，这是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原先的社长写的一本出版观察，里面提到岛屿出版社的创始人基彭贝格当时选择歌德而默认放弃里尔克的作品，对基彭贝格而言，形象点说，一家出版社随时在把一些“领航员”请上船，也要随时把一些东西扔下船。他把歌德请上自己出版社的大船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一定要抛弃很多大量的其它作者，因为歌德对他而言是未来。

作为一家在文学领域扎根 13 年的出版公司，99 读书人带着极大的热情把埃莱娜·费兰特和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请上了船。

这家出版机构也曾有过顾虑。这套书人物众多，初看时常须翻阅人物表（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 46 个）；第一部从童年时期写起，主角是两个不到十岁的小女孩，不管后面的情节如何，第一本未必能吸引中国读者的兴趣；另外，很少有小说会以老年女性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但是这套书的后两部书写了壮年和老年，直面婚姻、生育过程中那些非常现实的经验，揭开“只有身为女人才知道的丑陋秘密”。

此外，第一本和第四本的出版时间预计相隔一年多，读者是否有耐心预先读一个没有完结的故事、又是否足够忠诚追随等待？

埃莱娜·费兰特对于读者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位意大利作家极端低调，无人知道她（暂时称作“她”）的真实姓名，甚至不知道究竟是男是女、是一人还是搭档。费兰特把自己全然藏在文字背后，以一种“缺席”的姿态，回避读者在阅读时难以逃脱的对作者的揣度（这种揣度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消费）。

索马里提到一个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以那不勒斯四部曲为主题的聚会，称那是一个特别让她感动的场景。2016 年年中，《我的天才女友》德文版在德国出版即收获好评如潮。来自全球各地几十家出版社的编辑和出版人聚在一起庆祝，但没有一个人提出一个想要刺探费兰特身份的八卦问题（当时《纽约书评》发表了两篇关于作者身份的长篇调查）。大家都默契地捍卫一种底线。

这份热忱也经由编辑之手传递给了读者，迄今为止，《我的天才女友》在豆瓣上已经有了六千多条短评，而今年夏天《失踪的孩子》的出版更是带来了一波热潮。今年八月，《三联生活周刊》通过邮件对费兰特进行了采访，并把这套书冠以“生长在那不勒斯的女性史诗”。

作为责编，索马里也持续在自己的微博、豆瓣甚至朋友圈里持续分享与作品相关的书评或讯息，因为在宣传其中任何一本书的时候，同时都要对其余几本进行宣传或预告。她庆幸如今出版机构迎来了一个“更加主动的”局面，不再像从前只是兢兢业业出书，却不知道出版物被转到什么样的书店，出现在哪些人手中。人们开始接受出版机构对书籍的营销，出版社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读者需要自己来培养。

“你的责任是帮书找到它们的读者”。作者可以选择“缺席”（费兰特就说过自己选择缺席，而不是匿名），但出版者一定要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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