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作为一个问问题的人，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到底是什么”

三明治：你接受到的专业教育是什么样的？

索马里：研究生我选的导师颜海平先生是我们学校特聘的紫江教授，她一年回国两次集中授课。她现在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系主任，我读研的时候她当时在康奈尔做终身正教授。

她对我的启发非常大，把我带离了原来新闻系试图塑造你的思维方式——新闻系永远在讲究那些事实，如何核查，或者说舆论的规律到底是什么，传播学的那些东西，其实传播学最后是跟社会学相关的，当时她给我们侧重的是一些哲学，或者人类学社会学，更综合的东西。

她的书单非常有意思，就基本上是跟她在国外教授给学生的是一样的，然后她一直督促我们，说普遍来说中国大学生的阅读量可能只是她在美国学生的 1/4。确实如此，除非你大量给自己设定一个阅读目标的话，可能中国很多研究生都会荒废掉那个宝贵的阅读阶段，然后其实他可能很狭窄，但意识不到自己阅读的狭窄。所以就导致现在中国的文科生跟理科生跟工科生互相看不上，理工科生觉得文科生什么都不懂，文科生觉得理工科那些东西都太工具化了，但其实在国外的话这一块完全应该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你应该也能了解别的领域目前领先的理念和研究路径是什么。

三明治：那也没有毕业以后想继续去念社会学或者哲学？

索马里：没有，当时有一个念博士的机会，但是因为你总觉得你读了挺多书，特别想行使你被培养出来的能力，想做一个特别好的媒体人。

年轻的时候你觉得媒体的中立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东西，让你觉得特别自由。所以感觉当时自己去北京的时候脑门上只写了“理想”两个字。在朋友推荐下我为 GQ 写了一个评刊，然后主编王锋跟我见了一下面，他就说 OK 你来工作吧。那是 2010 年年初。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接到这份工作是非常幸运的，GQ 几乎是不会招应届生。在那里相对比较自由，其实我当时可能三个月两篇稿子，有的时候甚至四个月两篇稿子，就不是特别高产。GQ 当时特稿的部分是不惜代价去做，所以你就没有什么压力，所有的环境和条件都给你铺好了，你就只要去把它做出来，关键是你要符合 GQ 的调性，那其实一个年轻人需要花很久才能意识到什么是 GQ 的调性——不是现在的流行趋势的那种，10w+ 什么的，其实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媒体写作。现在大家说高级写作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感觉分分钟要被卖 IP 那种才是高级的写作。

那个时段应该符合现在国内对非虚构当时的那些想法——如果中国真的有所谓“盖特里斯”时代的话，可能就是我入职前后十年。个人觉得，从 2005 年开始进入媒体是一个比较好的阶段，那个时候杂志写作有一种非常主动的自觉，要使用一种更高级的语言，这个高级语言是杂志能够承载的。

三明治：后来因为采访那位作家，你认为你通过采访来认识世界的阶段结束了？

索马里：对，在 GQ 工作的后期，我觉得自己最满意的稿子还是去采访陈刚老师，他是国家队前羽毛球国手，我的采访任务是揭露中国体育竞技圈盛行的让球这种潜规则。那个稿子应该是我在 GQ 写的最顺畅的稿子，然后收获的好评也很多。采访之前，我带着一个很强烈的问题，就是运动员的生活其实有很戏剧的东西，你的运气和你的实力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占上风，如果再加上中国的体育规则，就会特别特别戏剧性。

但是那个采访过程中，你也会知道，你去问世界探索这个问题的方式比较残忍。因为我从来没有跟陈刚老师直说，我来采访是请你谈让球，因为任何一个运动员是不会跟你说这些，我从来都很迂回地来问这个问题。但是最后稿件出刊，他也会有点受伤，作为受访者一定会比较受伤，因为我用他的故事来说明让球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篇稿子《退场者》给了我答案，但是那个过程又不是我特别想要的，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嗯，你作为一个问问题的人，你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到底是什么？包括写作，我不是觉得那篇稿子有多残忍，但是我只是觉得我可以不以这样的方式拿到材料，如果说有更自由的材料或方式的话，那肯定就是虚构。

来 99 读书人的契机，是 99 一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短经典系列，收纳能够代表世界各国短篇小说最高水平的作家和作品集，我当时翻译了其中一本《一个自杀者的传说》（大卫·范恩著）。完成翻译的那半年状态很好，因为我有了一个比较自由的空间，可以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里面，用自己的语言把那个非常黑暗的世界带到你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