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皂角树上的尖刺，我们自有办法，家里槌衣服的棒槌在树身上一扫，那些虚张声势的尖刺纷纷落下，树上“猴子”只管往上爬，落下的刺自有下面的伙伴捡走。在老八哥阵阵尖叫和一次次袭击中，“猴子”终于得手了，一只手抓住一只八哥，另一只手又抓住一只，剩下两只八哥拼命乱飞，落到细树枝上，“猴子”够不着，只好将捉到的两只八哥翅膀并在一起，一只手抓着八哥，另一只手攀着树干滑了下来。

　　两只八哥，自然有我这个“司令”一只，立功最大的“猴子”一只。大家都可以给八哥喂食，平时我们要将八哥拿出来大家一起玩。不过“猴子”那只八哥不久就成了猫嘴里的美餐，我饲养的那只八哥有幸活了下来。

　　每次放牛的时候，伙伴们都争先恐后捉蚂蚱给八哥吃。八哥总是欢快地一会飞到草地上，一会飞到牛背上，一会又落在我的肩膀上……放牛回来，我们在皂角树下玩耍，它也一会飞过来瞅瞅，一会飞回我家院子里，在它的笼子里吃点食物再飞回来。据说要让八哥学说话，先得掐掉它的舌尖。我不忍掐断它的舌头，它也因此没有学会人语。后来有一天，它飞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不知是被馋猫袭击了，还是回归了自然，弄得我和小伙伴们伤心了好一阵子。

　　皂角树下还是塆里不可忽视的小舞台，塆里很多重要的决定，就是从这里传递出去的。

　　那时我父亲是队里的会计，队长家就在皂角树西南“一”字排开的那排房子中间，所以队里很多会议，就在我家和队长家之间的这棵皂角树下举行。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前，像一些选举、学习政策的村民大会，就是在皂角树下进行的。队长召集的修梯田、交公粮、分农产品等会议大多也是在皂角树下进行的。就连塆里人惦记很久的几场老掉牙的电影，也是在皂角树下放映的，荧幕好像就挂在我家屋檐下。那时，附近十里八村没有别的什么娱乐活动。放电影的日子里，不论是塆里的，还是别的塆子赶来的人，去得早的就爬到皂角树干上，骑在树上看;迟些的，站在树底下，但仍没超出皂角树树冠的遮蔽范围。

　　就是平日里，皂角树下也常有聚会。尤其是烈日炎炎的夏天，绿荫遮天的皂角树下成了人们纳凉歇息的天然场所。塆里男女老少只要一有空闲，搬板凳、拿草席、抱孩子，端活筐都来到这里，吃饭、聊天，哄孩子、做针线、下棋、睡觉……

　　我们家离皂角树最近，夏天的时候，一家人常把饭菜端到树下支个桌子吃，邻居也常端着饭菜过来，有时几家人凑成一桌，一边吃饭，一边闲聊，好不热闹。

　　父亲爱下象棋，经常跟塆里那个教小学的李老师在皂角树下捉对厮杀，引来不少老少爷们观战。父亲和李老师常常为一着棋争得面红耳赤，赌咒发誓再不跟对方下了。可不出三天，他们准又凑在皂角树下兴高采烈地厮杀起来。

　　皂角树奉献给我们的，远不只一片树荫，印象中最大的好处是那些皂角。小时候外婆让我猜谜语：“一棵树，高又高，上头挂着千把刀。”我兴奋地向上一指——“皂角树”。外婆笑着在我额头上轻轻一点——“机灵鬼！”

　　立夏时分，皂角树盛开着极小的五瓣黄花，密密匝匝，香气四溢，蜜蜂嘤嘤嗡嗡地赶来凑热闹。盛夏，正是皂角树开花旺期，它的花一串串的，红彤彤的，象儿时吃的用山楂做成的冰糖葫芦，挂在那从四面八方向外延伸的树枝上，红花绿叶分外耀眼！到了秋天，嫩黄的皂角一大爪、一大爪地缀满枝条。深秋，飘零的秋叶无声地向人们诠释着落叶归根的典故，树上高悬的紫黑油亮的皂角，形如刀鞘，只要风轻轻一摇，就能听见里面的皂核哗哗作响。这时正是采摘皂角的时候，男人们将镰刀绑在竹竿上，钩住皂角用力一拉，几只皂角就噼里啪啦落下来，女人们将皂角收集起来，一年洗衣、洗头、洗澡的用品就不用愁了。

　　贫困的岁月里，皂角是塆里人的生活必需品。这棵皂角树，成了全塆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女人们将皂角捣碎，用棉布包着，给自己和孩子洗头，洗澡。换下一堆要洗的衣服，女人们就会带上几根皂角，到渠边垒好的洗衣石边，将衣服铺在石头上，放上皂角，先用棒槌将皂角砸碎，裹在衣服里，然后用力搓，再用棒槌拍打，不一会，洁白的泡沫就出来了，再揉再搓后，在水里涮几下衣服就干净了。洗过晾干的衣服，还保留着一种特别的自然香气，让我至今难忘。

　　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后，我家做了新房子，搬到塆子南头去了。我已长大了，就很少再到皂角树下玩了。大学毕业那年，再回故乡的时候，那棵皂角树不见了踪影。向乡亲们一打听，才知道因为生活条件好了，人们早已不用皂角当香皂了。改革开放后，人们也忙起来了，很少有人再坐到皂角树下闲聊，皂角树也似乎没什么用了。塆里一户人家要做新房子，就把那棵皂角树锯了，平做了场地，当然也就没有谁去管这件事了。

　　时光飞逝，又是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被人们遗忘的皂角又成为城市的新宠，一斤皂角卖到了40多元。每次看到别人兜售这些皂角，就不由得想起家乡的皂角树，想起皂角树下那些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