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文系教古代文学的教师通常是作家、诗人兼学者，诗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家来教古代小说。四九年以后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能够亲自操笔的越来越少，从没有吟过诗的人来教古代诗歌，小说的外行来教古代小说，这种师傅带出来的徒弟就可想而知了。北大中文系1955级迎接新生入学大会上，当时系主任杨晦教授的迎新辞语惊四座：“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杨先生这句颇多争议的名言，不过是复述了30前年朱自清先生曾说过的话。“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句话后面似乎还应该补一句：北大中文系能培养作家吗？除了林庚、吴组湘少数老先生外，当时的北大中文系教师中有几人能写诗歌和小说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教育，基本是通过文学史来完成的，“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古代文学教育事实上成了“史学教育”。[6]前三十年教育泛政治化越来越严重， 五七年“反右”刚刚结束，五八年便来了“学术大批判”，各大学学生批判自己的老师——“反动学术权威”。为了“把红旗插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阵地”，官方授意北大中文系学生自编了一套文学史，就是人们常说“红皮”《中国文学史》。稍后教育部组织游国恩等著名教授，在“红皮”文学史基础上集体编写了一套四卷本“黄皮”《中国文学史》[7]，与此同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也编了一套三卷本《中国文学史》[8]。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后面这两套文学史是各大学的首选教材。就像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贯穿哲学史一样，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也是贯穿这两套文学史的主线。它们在个别作家作品的论述上略有出入，但都是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评价古代文学优劣的重要准绳。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文学教育”逐渐偏向“史学教育”，那么下半叶“史学教育”又变成了意识形态规训。改革开放以后，意识形态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渐渐弱化，前些年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很高，但重写的中国文学史框架基本没有改变，阐述风格一如往常，使用范畴大体照旧，只是增加了一些新术语而已。

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原来只是让“学者稍傍津涯”，文学史不过是学习古代文学的拐杖，借助文学史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后来演变成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就是学习“中国文学史”——拐杖成了支柱，丫环变为小姐。现在各大学中文系大多砍掉了“历代文学作品选讲”必修课，中国文学史就是古代文学教育的唯一课程，各种各样的历代文学作品选，都是配合中国文学史的教学用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北大中文系编的古代文学作品选，直接就名为《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9]这半个多世纪的古代文学教育本末倒置——教师忙着编文学史，学生忙着背文学史，古代文学作品被扔在一边，最多只是文学史附带的“参考资料”。学生只记住了文学史上的甲乙丙丁，很少诵读甚至根本不细致翻阅古代文学作品。中文系学生在大学里学到的古代文学，只能在期末应付学校考试，只可在人前夸夸其谈装点门面，以此写文章则会尽出洋相，以此教人则误人子弟。

二 顾此失彼：知识的系统性与古代文学的特殊性

当然，绝不是说文学史这种体式一无是处，它分章分节的写作形式也更适应现代大学的教学模式：课堂上教师容易控制时间和掌握进度，学生容易做笔记和梳理知识，也便于教师出题和学生考试。不过，近百年来学习“中国古代文学”逐渐成为学习“中国文学史”，主要还不是它在教学上的便利，而是它具有现代学术形态。较之传统文章流别一类著作，文学史似乎更加“科学”；较之传统的诗话文话，文学史显得更加“系统”。在课堂上中国文学史取代中国古代文学，这一文学教育上的现代化，伴随着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和文化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无论大众还是学者文人多由崇古一变而为趋新，“取新法于异邦”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使倾向于文化保守的学衡派，也强调“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文化守成容易被视为“抱残守缺”。开一代学风的胡适反复强调“科学方法”，他两个半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和《白话文学史》，在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截断众流”，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新的范式。这两部书都是当年北大哲学和文学教材，因而它们不仅在学术上的“开山之作”，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也开一代新风。仅就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而论，《白话文学史》可能连续影响了好几代人，上世纪五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和教育界，对胡适的大批判运动正说明他影响的深远。将古代文学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并以中国文学史为主干，这种课程的设置首先是胡适在北大提出的。1937年主持修订民国政府教育部《大学中国文学系科目表》时，朱自清先生也认可胡适这样的课程安排：“文学组注重中国文学史，原是北京大学的办法，是胡适之先生拟定的。胡先生将文学史的研究作为文学组的发展目标，我们觉得是有理由的。这一科不止于培养常识，更注重的是提出问题，指示路子。”[10] 教育部1938年颁发的科目表中也特别“注重和提倡中国文学史的研究”。[11]朱光潜、王了一、张守义等先生对这种课程设置当时就提出异议。朱光潜认为学习中国文学的重点，应是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经典名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偏重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常识，无法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精髓。

朱先生这种声音显然不合时宜，在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应者寥寥。近百年来，中国主流社会对传统文化失去了自信，对传统的治学方法和教育方法嗤之以鼻。连著名的文史学者郑振铎先生也觉得，“自《文赋》起，到最近止，中国文学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关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一种文体的研究，却更为寂寞：没有见过一部有系统的著作，讲到中世纪文学，或讲到某某时代的；也没见过一部作品，曾原原本本地研究着‘诗’或‘小说’的起源与历史的。”[12] “诗话”“文话”一类东西，在他眼中都只能算随意的“鉴赏”，没有形成“一个确切不移的定论”[13]，都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他认为无论是治学还是教学，都应该崇尚“进化的观点”和“归纳的方法”，因此，“那些古旧的《红楼梦索隐》，《西游真诠》，《水浒评释》之类，却都是可弃的废材。”[14]金圣叹那些评点著作也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他“不去探求他所表彰的大著作《水浒》与《西厢》的思想与艺术的真价，及其作品的来历与构成，或其影响及作家，而乃沾然于句评字注。”[15]他尖锐地批评甚至辛辣地嘲讽古人诵读的方法：“古文家们提倡古文义法，要以朗诵显示出文章的情态与神气来，于是便摇头摆脑的在一遍两遍的读。我们曾讥笑过这一类的古老无聊的举动，然而我们的工作，是否有陷于同一的陷阱中的危险？”[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