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属于两种不同的知识形态：前者属于历史，后者属于文学；前者是一种外在化的知识，它的获得和占有无须个体的心灵体验；后者是一种内在化的知识，它兼有“情”、“意”、“味”，只知其“意”而不知其“味”不领其“情”，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文学。外在化的知识只须记忆和理解，内在化的知识还须感受和体验。学生要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就得知悉古代文学的艺术技巧，而把握古代文学艺术技巧绝非易事。五六十年前，武汉大学几位青年教师要求沈祖棻教授讲授宋词，沈氏名著《宋词赏析》就是那次的讲稿。[18]武汉大学青年教师读宋词尚且如此之难，现在的大学生更是谈何容易。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以今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代替古代文学作品本身，我不知道这是上下敷衍还是彼此忽悠。

上世纪二十年代北大中文系课程中，还有“诗名著选（附作文）”（沈尹默讲授）、“文名著选（附作文）（郑奠讲授）”，三十年代俞平伯还开了“中国诗名著选及实习”、林损开了“中国文名著选及实习”。这时教育部还规定必须开“文习作”、“诗习作”和“词习作”。 现在连作品选讲的课程都已经停开，更不要说古代诗、文、词习作了。如今，教古代文学的教师自己没有受到过这方面的训练，成天被论文级别、课题经费折磨得心烦意躁，致使他们没有写作古文旧诗的能力，更没有写这些东西的心境。大学中文系很多教古代文学的教师一辈子没有写过文言文和旧体诗，甚至一辈子没有写过一幅对联。几千年来，我们古代诗人作家积累的艺术经验，探索的艺术技巧，很快将在我们这一代及身而绝。看看林纾在北大的教材《春觉斋论文》，《应知八则》中论古文的“意境”、“识度”、“气势”、“声调”、“筋脉”、“风趣”、“情韵”、“神味”，《用笔八则》中谈古文的“用起笔”、“用伏笔”、“用顿笔”、“用顶笔”、“用插笔”、“用省笔”、“用绕笔”、“用收笔”，真不胜欷歔。林氏结合自己的创作经验，以古代作品为例条分缕析，无一不是深造有得之言。再看看刘师培在北大讲课记录稿《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真让我们这些教古代文学的人无地自容。“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自己习作过古文旧诗，对古代文学的精妙更能体贴入微。不管将来从事教学还是研究，不管是从事创作还是只希望接受熏陶，学生都必须深知古代诗艺与文法，必须领略古代文学的精微妙处，而时下以文学史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对古代文学仅只猎得皮毛。

三 正本清源：从以文学史为经到以文学作品为本

古代文学教学逐渐从以文学作品为主体，过渡到以文学史为中心，不只是因为对知识系统性的重视，更是因为上层政治形势的需要和学者对名利的追求。

目前全国古代文学学界看重文学史的编写，尤其很看重古代文学史的主编，编写时能够邀到什么样的编者，编成后文学史能发行到哪些学校，往往是主编在学界地位及号召力的体现。文化大革命前大学最为通用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一是社科院的三卷本文学史，二是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四卷本文学史。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教育部指定的通用古代文学史教材是袁行霈主编的四卷本文学史，和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三卷本文学史。除这几种使用面最广的古代文学史外，还有许多学者主编或独自编写的古代文学史，也有不少一般大学自编自用的文学史。总之，从学界泰斗到一般学者，从名牌大学到普通院校，大家都对编写古代文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究其原因，既有官方的鼓励，也有学界的热衷，当然还有经济的考虑——

先说官方对编写文学史的鼓励。建国之初，高等教育部就提出重编古代文学史，要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占领中国文学史这块上层建筑。余冠英先生在《读〈中国文学史稿〉》一文说：“我们今天需要的《中国文学史》应该是面貌一新的，是真正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正确地介绍作家作品，正确地说明文学的发展规律的。”[19]余先生的个人意见道出了官方的真实意图。高教部于1954组织全国多所名牌大学的专家编写《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20]，这份大纲就是稍后编写古代文学史的提纲和依据。建国以后至文革以前的所有古代文学史，都是以现实主义为主线，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为前提，以阶级性和人民性为主要评价标准，都以近似的语言和近似的章节，来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因而形成大体近似的文学史内容。近二三十年来响起重写文学史呼声，袁行霈和章培恒主编的二部古代文学史，体现了“重写”文学史的集体智慧。前者强调“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同时也强调文学史的“史学思维”，要求“将过去惯用的评价式的语言，换成描述式的语言” [21]；后者更从过去对文学阶级性的强调变为对“人的一般本性”的关注，认为 “文学的进步是与人性的发展同步的”[22]。这两部文学史虽然也是成于众手，叙述的整体框架也一仍其旧，只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像此前文学史那样机械庸俗。2010年中宣部、教育部联合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 由相关学科的著名学者出任各文科教材的“首席专家”。新编《中国文学史》必须满足中央提出的“三个充分反映”的基本要求——“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充分反映本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马工程”《中国文学史》教材虽尚未付梓，但由此可看见中央对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视。再看看学界对编写“中国文学史”教材的热情。教材主编者凸显了自己在主流学界的泰斗地位，被邀编写者或是主编对其成就的认可，或是主编对其人的接纳，因而主编者和参与者的积极性都很高。最后，中国文学史教材多而且滥也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关，现在全国有统编教材，很多大学还有自编教材，少数教材的编写美其名曰是学科建设，其实是在分教材这块蛋糕，也是在为评职称积累“科研成果”，大学扩招后很多中文系每届招生几百人，教材编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官方鼓励，学者热情，经济效益，三者形成了编写中国文学史的强大合力，也成为以中国文学史为经的教学动因。由于作品选既难贯彻主流意识形态，又难体现“学术地位”和“学术水准”，事实上编注一本有特色的作品选，“选”既需要学术眼光，“注”更需要学术功力，可这种眼光和功力难以被时下学界所承认，也不难以被校方算作“学术成果”，因此，官方对作品选不太重视，学者对编注作品选也没有热情。文革前有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三编六册《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23]，北大中文系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北大这套“参考资料”很见学术功力，但隋唐以后各朝没有编完，加之它们的分量不太适宜课堂教学，目前院系较多选用朱先生这套作品选。近年来，古代文学作品选虽然也有“‘十五’规划国家重点教材”，但并没有获得广泛接受。有些省份和大学还编有作品选，学界的认可度更低。编写者既以古代文学史为重点，课堂教学自然也以古代文学史为中心。高层要求通过文学史“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者希望通过文学史充分反映学术进展和个人地位，都较少考虑到学生实际的接受能力，较少考虑到本科生专业知识的结构，更较少考虑到古代文学教学的特殊性。目前国内同时流行几十种中国文学史教材，编了这么多中国文学史，当然要想方设法让学生来用这些教材，这就是今天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大学古代文学教学，仍然是“以中国文学史为经”的现实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