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各大学中文系很多毕业生，谈起中国古代文学来头头是道——可以从《尚书》一直侃到《红楼梦》，从“竟陵八友”一直扯到“竟陵派”，从杜甫的沉郁顿挫一直讲到姜夔的清空峭拔，但一涉及到作品就会两眼茫然——许多人根本没有见过《尚书》，有些人甚至没有翻过《红楼梦》；“竟陵八友”和“竟陵派”可能只知道人名，压根儿就不清楚此“竟陵”彼“竟陵”有哪些作品；杜甫的沉郁顿挫倒是早有耳闻，但到底如何沉郁怎样顿挫却没有体认，至于姜夔词的清空峭拔，他们更没有尝过也尝不出味道来。前年一所名牌大学的应届博士生到我们文学院应聘，带来了一厚本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明清杜甫接受史研究》，交谈间才知道他竟然从没有读完任何一种杜诗注本。不了解杜甫却写出了研究杜甫的博士学位论文，圈子外的人也许觉得这十分滑稽，作为一个古代文学教师则感到极其无奈。多年来，各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主要是通过“中国文学史”课程完成的，教师只在课堂上天花乱坠地向学生讲授一长串线索，一大堆概念，一大批作家，古代文学中的许多经典名篇，学生却很少读过，也很难读懂，更不可能去涵咏。学生们谈起来好像什么都知道，事实上古代文学的精髓他们什么也没学到。这种教法与学法类似于一种“买椟还珠”的现代笑话。本文试图从历史渊源追溯古代文学教学失误的原因，从古代文学特殊性入手探求其纠偏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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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末倒置：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学史”

诗赋文章本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宗，明以前杂剧、传奇和小说都难登大雅之堂。《汉书艺文志》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不能诗词唱和就难以进入社会主流。清末废除科举以前，学习古代文学是为了提高写作能力和提升艺术品味，那时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还是读书人的必备功课，学习唐宋诗词和韩柳古文有其实用价值，李杜诗歌和韩柳文章仍是揣摩的对象。甲午海战失败给士人极大的刺激，清末从朝廷到学界都唾弃“沉溺词章”的传统，看重经济兵务的实用之才。京师大学堂开始甚至没有文学一科，不过很快就纠正了这一偏颇。1903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上呈的《学务纲要》中，觉得“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因而强调“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古文所以阐理纪事，述德达情，最为可贵。骈文则遇国家典礼制诰，需用之处甚多，亦不可废。古今体诗辞赋，所以涵养性情，发抒怀抱。中国乐学久微，借此亦可稍存古人乐教遗意。中国各种文体，历代相承，实五大洲文化之精华。”[1]晚清“词章之学”虽然声名狼藉，但从庙堂制诰到个人应酬都离不开它们，学习古代文学不仅仅是泛泛的欣赏，许多经典作家还是学子模仿的对象。白话文运动成功后废弃古诗文写作，古代的诗词文赋才成了“文学遗产”。

大学讲堂上受西洋风气的影响，过去学习文学时那种富于灵性感悟的“文章学”，逐渐让位于条贯系统的“文学史”。不过，1903年清廷颁布的《大学堂章程》中，文章学与文学史并重，规定“文学研究法”、“历代文章流别”、“古人论文要言”、“周秦诸子”等，为“中国文学门”的骨干课程。只是这里的“历代文章流别”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大不相同，前者要求仿日本已有的“中国文学史”体式，后者则是溯历代文体的源流。手脚麻利的林传甲不久就写出了第一部《中国文学史》，并在该著开篇便声言自己是“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2]晚清人在西方著述体裁面前已经乱了方寸，趋新趋洋渐成学界主流。林传甲这部《中国文学史》，有点像裹脚女人穿西洋短裙，现在看来真是土不土又洋不洋。但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一百年神州大地上每年都有几部甚至十几部中国文学史问世。后来这几百部的中国文学史，从著述体例、评价标准到行文风格，才真正让中国古代文学打上了领带，穿上了西服。

好在当时士人只是把文学史作为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拐杖，作为进入中国古代文学殿堂的入门书，编写中国文学史不过“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3] 1906年，著名古文家和翻译家林纾代替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主文科教席。他所使用的自编教材《春觉斋论文》，体式上既与林传甲的文学史大不相同，教学宗旨更与林氏大异其趣——其教学目的重在使学生“作文乃无死句，论文亦得神解”[4]，目的既然重在提高学生作文能力，他教古代文学也就重在让学生揣摩古文义法。书中第一章《流别论》取法挚虞讲各种文体的渊源和特点，后面几章分别讲古文的审美特征、古文应避免的十六种弊病、作文八种用笔法和四种用字法。同时任教于北大的姚永朴，在教学方法与旨趣上与林纾桴鼓相应，他在北大的讲义《文学研究法》卷一开宗明义：“文学之纲领，以义法为首。”[5]林、姚都是通过作品谈义法、论意境、讲技巧，为此他们还编了《中国国文读本》、《左孟庄骚精华录》等不少古代诗文读本。不管是阐述文体特征，还是分析诗文义法，抑或谈论艺术风格，他们都强调对作品的咀嚼讽诵和细腻感受。

稍后章门友人及弟子入主北大文科，与林、姚等人论学议政多有龃龉，这里有学术取向上的差异——林纾、姚永朴尊唐宋古文，刘师培、黄侃崇六朝文章，也不排除人事关系上的纠葛——骈体、古文本可取长补短，六朝、唐宋也并非水火不容。刘、黄学问渊博，林、姚体悟入微，不同学派和不同路数同系执教，对于学校而言可活跃学术氛围，对于学者而言可激发创造活力，对于学生而言可开阔眼界，可惜学术选择和审美趣味的不同，最后变成了有你无我的党同伐异，直至桐城一派离开北大。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为北大教书时的教材，体例是传统学案与西洋文学史的糅合，侧重于文学史知识的传授，另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侧重各家文风技法的品味，二者因相互补充而相得益彰，既有史的线索又有文的评鉴。谁料斗转星移，胡适等人文学革命的成功，白话文代替了古文，更新一批学者又代替了六朝派，林、姚固然成了“桐城谬种”，六朝派也成了“选学妖孽”，他们同时都站到了白话文运动的对立面。随着刘师培病逝和黄侃南下，北大成了胡适这批新学者的天下，整个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风气丕变。胡适本人反对文言文，在他眼中文言文和旧体诗都是死的文学，他倡导并力行“整理国故”，古代文学自然也属于“国故”之列。

被视为已经过气的“国故”，古代文学当然也就不值得青年学生模仿，李、杜、韩、柳更不会成为效法的偶像，中文系古代文学教学也就只关注古代文学知识的承传，而不重视诗文“义法”的学习，更不重视古体诗文的模拟和训练，因而，古代文学教学便逐渐从文学熏陶、典范模仿和写作指导，过渡到文学发展线索的掌握、文学常识的熟悉及文学研究能力的培养。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略》，并不是教学生如何写小说；闻一多在西南联大讲唐诗，也不是要教学生如何吟诗词；朱自清先生有名作《诗言志辨》，可他从不教自己的学生如何以诗言志，尽管他们本人都是杰出的小说家和诗人。据说，立志当作家的李健吾1925年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朱自清先生劝他说：“你是要学创作的，念中文系不相宜，还是转到外文系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