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嵩阳书院(4)
元代,因为书院纳入官学,全国很快发展至百余所,书院教育渐趋成为世人进一步接受教育的主要途径。当时被称为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海南,苏轼被贬的流放地琼州,也设立了东坡书院。书院一般都拥有大量藏书,自制田产,经济独立,学生考进书院读书,在书院读书可以领取一定数量的生活补贴。
在“学而优则士”的思想影响下,读书人首先选择的便是走仕宦之路。当时在嵩阳书院讲学的司马光、范仲淹、程颢、程颐等名士,因为王安石在熙宁变法中的转向,引发朝臣政党之争,退而讲学论道。宋仁宗时期,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被朝廷从抗击西夏的陕甘前线调回京师,授枢密副史、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他推行的庆历新政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之军事、经济等领域。极力倡导“慎选举、敦教育”的思想。朱熹对范仲淹的评论是: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许是范仲淹毕其一生的追求。然而,他却不能顺应宋神宗的“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的意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所转向的“以理财为方今先急”形成了矛盾。结果引起新旧党之争,使司马光、范仲淹、二程等旧党或引咎辞职、或遭遇罢贬。变法不成的直接结果导致北宋政治之乱,使得奸佞擅权,君主淫逸,以致北宋灭亡。
既然谏言不被朝廷见用,遁入书院读书讲学,研究学术,教授弟子,就成为司马光、范仲淹、程颢、程颐等等,一代饱读诗书,信仰笃定的文人儒士发挥才学,为社会贡献智慧的有效途径。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嵩阳书院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又兼具了中岳嵩山钟灵之气,选择嵩阳书院,或许正是明智之举。
金元时期,书院毁于兵乱。昔日严谨勤奋的教学和学习氛围被政治的腐化和侵略的铁蹄践踏得面目全非。当一个政权——国家机器不能够维护依附于它的体系,以及它的体制下的臣民赖以生存的起码环境时,那日益没落和僵化的政权,以及那政权统治下的臣民,他们的命运也许只能是惨遭践踏和蹂躏。它的土地,它的人民,它的楼堂馆所,它的万千臣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它的山川河岳,都将遭受磨难。特别是它的人民。他们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愤怒和反抗是那样的无奈和悲哀,他们在强敌面前,唯一可以牺牲的就只有生命——悲壮的生命。他们的生存只能是依靠政治清明,国家昌盛,以及和谐发展与平衡的生存环境。
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一定是。一个失去了和谐的权力机构,将无法维护其发展繁荣的经济秩序和尊严;一个失去了和谐的社会,就不能更好地发展它的经济和文化的优良传统;一个失去了和谐的团体,将不能更好地维护其团体的根本利益;一个失去了和谐的家庭,就不能使它的成员幸福地生活。这是我们从浸满了血泪和伤痕的路上坎坷走来的历程中得的真谛。
明朝嘉靖年间(1566年),登封县县令候泰,立志复兴教育,在嵩阳书院修建房舍,聘师招徒,重新振兴,并修建“二程祠”,纪念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在书院的讲学成绩。建立学校规章制度,刻碑立于书院,委任品学兼优者为教官,使书院走向“官学化”。
在明末,书院遭遇兵焚。满院的残砖瓦砾只能在国破家亡,兵荒马乱中哭泣。
自唐代起,就有许多诗人文士喜欢到嵩山隐居,如卢鸿一、李泌、王维等等,嵩阳书院为隐士们经常光顾聚居讲学的地方。书院在北宋时期,书院更是达到了鼎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始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教授学子,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康熙十三年(1674年),登封知县叶封收拾书院在明末兵灾中遗留的残砖瓦砾,重建学堂三楹,新筑围墙五十丈长,把幸存的两棵古柏“将军柏”围于院中,重建嵩阳书院。之后,登封籍儒士大名府兵备副史耿介无意官场,回归故里捐田畴资兴办教育。垦荒一百三十亩,将收入作为办学费用。省学道吴子云、林晓英等竞相捐献家产达一千五百七十亩,支持书院办学。耿介主持书院教学二十多年,先后修建了书院大门、先圣殿、先贤祠、诸贤祠、讲堂、藏书楼等等设施。嵩阳书院在耿介捐助家产资助办学带动下,吴子云、林晓英等名士的积极捐助,使得嵩阳书院经费充裕,学生重德,学风日上,成为极盛时代。《中州先哲传中》所列名儒:梁家惠、谢金昌、姚尔申、赵锡琳、孙祚隆、杨淑荫、乔石模,等等,都是嵩阳书院的学子。
耿介、冉觐祖、窦克勤、汤斌、张沐等先后执教于嵩阳书院。书院以白鹿洞书院教规为模板,由山长耿介制订《辅仁会约》。会约规定:一、每月初三日命题作文两篇,每月十八日讲课一次;二、学生所读之书以《孝经》、《小学》、《四书》、《五经》、《性理大全》、《通鉴纲目》为主;三、提倡学生在个人钻研的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鼓励学生互相探讨、相互启发;四、教导学生严以律己
,诚心诚意地相互观善规过;五、反对文过饰非。为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耿介制订“立志”、“存养”、“穷理”、“力行、“虚心”、“有恒”等《为学六则》的教育原则。在耿介主持嵩阳书院教学期间,主持编撰《孔门言仁言孝之旨》、《子在川上一章》、《易谦卦》、《公都子一章》、《知言养气一章》、《太极图疏义》、《大学首章》、《中庸首章》等讲义。
为了继承宋代嵩阳书院传播理学的传统,清初嵩阳书院教授学子强调品德修养。窦克勤在《嵩阳书院志》“序言”中说:“古之学者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功,以求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伦,早夜孜孜,自幼至老,服习驯致,故能内而明德,外而新民,以庶几乎参赞位育之极功。后之学者但为诵读口耳之学而已。其于圣人教人之意失矣。”嵩阳书院办学的宗旨就是把全部教育过程看作是道德修养的过程,它除了是宋代四大著名书院之一,也是为清代培养理学家的著名书院之一。
耿介,字介石,号逸庵,登封城西南街人。清顺治八年(1651年)中举,九年(1652年)会进士。入翰林院,初为庶吉士,后升检讨。出任福建巡海道道使,在任期间,要求隶属节约开支,严禁损公肥己,并能以身作则。因此声誉很高,后因前任帐目交待不清,受到牵连而被撤职。康熙元年(1662年)平反昭雪,补江西湖东道道使。又因该道裁去,特任直隶大名兵备道使。当时官府弊端很多,如衙署修理费皆入私囊,农村指定富裕户收交农税,收不齐由个人赔赏,苦害了老实农民,断案株连成风。大名地区被编入八旗的人,每年逃跑的有300多个,断“旗逃案”时,官吏为了索取贿赂,一案往往株连三四十人。耿介对此类弊端,深恶痛绝,极力革除。又任河南按察使,忠于职守,为民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