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嵩阳书院(6)
新儒学运动的出现,以天理史观为哲学基础,成为自魏晋以来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大冲击波。宋初诸子不但为恢复儒学统治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从道德人格方面为伊洛诸子树立了榜样。从而开拓了一代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世风。传统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只有书院教育制,方能“质疑辩难,以明其教;……穷性命精微,推广天地万物,以为国家之用”。以书院教育为基地,重整即将破产的伦理道德,成熟理想人格。嵩阳书院应时而生。
宋代大儒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等等名士在此讲学,开中国新儒学一代新风。如今嵩阳书院讲堂依然有称赞“二程”的楹联:“满院春色催桃李,一片丹心育新人”。在讲堂的东山墙壁上,有再现“二程”讲学的形象图。
“新儒学”又称理学,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但其张扬的孔孟传统已融合了佛、道思想精华,并加以改造,具有一种焕然一新的面貌。两宋诸子所创建的思想体系,以“理”为宇宙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宋代理学诸子自认承继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的传统,并宣称他们的学问以“明道”为目标。所以又称为“理学”和“道学”。因为它们产生于宋代,与“汉”学相对应,又称之为“宋学”。
嵩阳书院教育是伴随着新儒学——理学思潮的产生发展起来的。宋王朝在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的分裂割据和连年战争局面之后,面对伦常的破坏和道德沦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需要一个维系民族完整和团结的标准。新儒学应时提出了:既能强化伦理纲常,又能为其作理论论证的哲学。社会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指南针、火药、活版印刷,“三大发明”都在宋代完成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明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促进了两宋的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更大发展。实质上,唐中叶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新的哲学思潮产生。到宋朝,佛、道、儒,融合而来的理学,是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宋代理学家融合佛、道、儒思想。以儒家的理法行政为核心,吸收了道家的宇宙化生模式、佛教的思辨哲学,建造了理学逻辑结构。
一种学说,一种思想理论的形成,对于时人来说也许是一种进步的、有益的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它应该是随时代而生,也随时代而动。这与时下所提倡的“与时俱进”是那样的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犹如古诗词的合辙押韵一般,读起来是一部精彩佳作。
然而,那些创造学说理论的精英们,却只是站在理论的高度,去制造一种愚民的,或者官方哲学,一味地强调统治的重要,一味地为统治而统治。结果是崇尚了一代又一代专制君王,教化了一批又一批奴化大臣,驯化了一群又一群愚昧百姓。这其中即使有那么几个“出类拔萃”的士卒们敢于站出来为民请命,也往往在儒家所谓的“经典”理论磨砺而成的锋刃箭镞之林中,不是命丧九泉,便是九死一生。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是这样飘摇、沉浮,磕磕绊绊,沧海桑田地走了过来。每当阅读那些血泪模糊的历史,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泪就濡湿眼眶。是义愤填膺,是郁闷纠结,是痛苦思辨。也许还有一份骄傲自豪,毕竟我们的民族从箭镞刀锋中走了出来,毕竟我们学会了思辨,学会了怎样走路,怎样思考。每当读到世事繁华,帝王昌明,人民富足,我心魂的幽深处总是澎湃、激越。我明白,那是一种自豪的思绪在鸣唱。
我们的文化从私塾中走来,从古书院中走来,从佛、道、儒的融会贯通中走来,我们作为中华文明的捍卫者,作为龙文化的传人,究竟从中读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思考和汲取的元素?今天的我们究竟应该承担起怎样的重担?我们究竟该做些什么?是历史的考问?还是现实的质疑?或许生命的本能告诉我们,拜谒这样一座书院,书院的历史,书院的故事,已化作心灵瀚海层层溅起的浪花,情绪也随那波澜起伏而沉郁而澎湃。
六:嵩阳书院的师道故事
嵩阳书院,有幸经历了宋代新儒学思想的开创时期,奠基时期与集大成时期的完善和成熟过程。这其中与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儒士的辛勤和努力分不开。
周敦颐(公元1017—1073年
)宋代思想家,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其早年丧父,由任龙图阁学士的舅父抚养,成年后长期担任州县刑狱判官,为人正直,不徇私情。在宋初的儒学运动中,以儒家为主,与禅宗和道教大师来往,融会贯通,形成了独特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被尊为“理学宗主”。退休以后创办濂溪书院,设讲堂、收徒育人,讲授宋明理学,被称之为“谦溪先生”。以“太极”是宇宙的本原,“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阴阳生五行,五行生万物”的理论教导学生。他提出“主”、“无欲”的道德修论,认为“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的人生修养目标。对程朱学派“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着有《太极图说》,建立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男女”—“万物”的宇宙生成图式。并从中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影响及以后理学诸子在修养论上从未离开过“主静”、“窒欲”这条途径。又在《通书》中,以“诚”的最高道德伦理境界,进一步将《太极图说》的宇宙图式与“诚”—“迹”(善迹、恶迹)—“德”(受、宜、理、通、守,以及仁、义、理、智、信)的伦理范畴沟通起来,显示了理学解释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构造伦理哲学的基本趋向。其学说影响了“二程”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及王安石的新学,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河南伊川人。他们兄弟二人少年从学与周敦颐,后来讲学于嵩阳书院,广播新儒学信息,成为新儒学(理学)运动的奠基者。
在嵩阳书院,程颢、程颐主要讲《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通过“四书”达于六经。学术思想与孔孟学说一脉相承,在教学中,他们对这些儒家经典进行义理化的训释。《周易程氏传》记载:程颐把“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度,纳入理学本论的哲学体系之中,把“三纲五常”制度视为天理不可侵犯的永恒的根本原则。二程还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诗》、《书》、《礼》、《乐》、《易》、五经,并列为同等地位。作《论语解》、《孟子解》、《中庸解》,把“四书”列为性命义理之学的必读课本。“二程”通过对“四书”的训释,对天道、性命、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等范畴进行了哲学论证,把封建伦理纲常提到了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成为“二程”理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确立了以理为一元论的本体论。把“理”视为世界万事万物的普遍规律和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