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嵩阳书院(7)
“凡眼前皆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热,水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之间皆是理”。程颐认为,这个“理”,既存在于自然世界,又存在于人类社会,是世界万物的普遍规律。“天理”是万事万物永恒的最高精神存在。对佛、道采取了批判吸收的兼容态度,尤其在心性与佛性上,“二程”构制出来的“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超越万物,永恒存在的精神本体——“天理”,直接取鉴于禅宗的真如佛性。在修养途径上,这种完善自我的修养论与禅宗主张的不读经,不苦行。“以清静恬虚为禅定”,以求顿悟入佛的修炼方式如出一辙。在政治上,“二程”反对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认为能使北宋转危为安的根本大计,应是实行德治,以正人心,达到国家长治久安。
朱熹(1130—1200年)徽州婺源(今江西)人。字元晦、别号紫阳、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曾任秘阁修撰等职。主张抗金,广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均有贡献。在哲学上发展了“二程”关于理学学说的基础上,对理学展开了一次系统的创造性地总结。世称“程朱理学”。它以伦理学本体为核心,突出了“修身”公式:了悟到伦理本体并贯彻到自己的行动中,从“格物”到“致知”。实质上便是将外在规范转化为内在主动欲求,以及伦理上的“自律”。方有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明德天下。
朱熹构造了一个庞大的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新儒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孔孟思想被加以新的解释,佛、道文化关于个体修炼与宇宙论,认识论的思想精粹亦被批判接受,因此被尊称为宋代理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嵩阳书院,以它不可替代的身份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儒学(理学)的发展和完善,使儒家经典伦理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孔子倡导的传统、道德、修养、通过佛、道、儒的融会贯通,而形成的“新儒学”理念,更加牢固地占领和统治着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领域。尊师重道的传统和风气,在当时儒士思想领域牢不可破。“程门立雪”的故事就是讲尊师重道的典范。故事讲的是:“二程”有游酢、杨时两个门徒。两个门徒当时均已四十多岁,且是进士及第,有一次到嵩阳书院拜望老师。当游、杨二人来到程颐门前,见老师正静坐闭目养神。二人不愿打扰老师,又不忍不告而退。于是悄悄地侍立门外。当时天空飘着雪花,且越下越大,游酢、杨时一直冒雪等候。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院内的积雪已有一尺多厚了。程颐才如梦初醒,他对着门外侍立的游杨二人,故作吃惊道:“啊,贤辈在此乎?!”其实,程颐是在故意考验学生在尊师、重道方面的修养。……后人把这个故事概括为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程门立雪”。
这个故事好像有些不近情理,老师对远道而来的学生似乎也有些太过残忍了。然而,“二程”所讲圣王之学,自认为是儒教道统的中兴大师。特别要求学生练“静敬”功夫。在“二程”看来,“圣学日微之际,发挥其自觉精神,而以捍卫儒学道统,使孔孟之道复兴于衰微之时”,始能“拨乱世以返治”。“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因之“希圣希贤”遂成为书院教育的宗旨。主张“修己以安人”。修己的目的,在于要求自己彰明良知,以成“完人”。并以安身立命之基,服务大众,造福于民。所以程颐这位儒学大师要借以考验二位学子的“静敬”之功。
“程门立雪”的故事,在我辈看来,只能是一次匪夷所思的“恶作剧”,不可想象外面下着大雪,两位四十多岁,进士及第,好歹也算是有了身份的栋梁之才,老师却故意让学生站在雪地里,顶风冒雪,受累挨冻。然而,在当事者心目中却是师生之间崇尚的行为不可逾越之雷池。
嵩阳书院,在我们今人眼里,只是在我国封
建社会历史时期一所特有的高等教育学府。它的历史,它的沧桑、它的坎坷、它的故事、它的讲堂、它的容貌,以及当时活跃其间的仁人志士,都已成为我们后来者探访、拜谒的对象。无论是智慧的,愚昧的,精华的,还是糟粕的,在当时也许都有其实践的理论依据。他们的奋搏与牺牲,都给予了我们瞻仰者以智慧的启迪,思想的震撼,以及思辨解惑的依据。我们这一代人在他们历尽艰辛所创造的文化中,究竟要汲取怎样的营养?剔除怎样的糟粕?获得怎样的智慧?我们不单单是以瞻仰者的目光拜谒,更多的应该是探寻和审视。
嵩阳书院之: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
在书院的西则,建于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二月五日。通高九米、宽二米、厚一米。李林甫撰文,徐浩八分楷书,裴迥题额“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碑文记载唐玄宗令方士在嵩阳观炼制大还丹——“仙丹”的故事。旨在颂扬谄媚、溜须拍马。而徐浩的书法却是工整遒劲,无一懈字;颂碑左右两边花纹雕刻得栩栩如生。碑阴刻宋熙宁、卢汉等多人题名;《说嵩》赞徐浩的书法“俊秀有法,为众刻之冠”,碑霭石质坚硬,做工精细。明蒋机的题诗:“道德林甫碑,读之面发赤。心残似剑矛,甘甜如醴密。唐家盛德辞,出自奸谀笔。天奴春雷轰,勿久妨太室。”
“圣德碑”在露天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仍完好无损。然而,那“圣德碑”的美名,怎是一届奸谀之辈所能担当?不知何日,天公动怒将碑顶云盘击落一块,以示惩罚。因徐浩的八分端楷,以及精妙的石刻工艺,实在是组成了一件令人叹服的艺术品。公道的上天则以这样的形式惩罚李林甫撰文功德碑的讽刺意味,使其美中不足。让“圣德碑”以一种不完美的形象警示后人:奸佞之道勿行。
也许人世间的善恶是非,根本不是那一通“圣德碑”所能载得之重,奸佞的无“道”也不是那缺了一块的“云盘”便能使之“勿行”。自古以来,严明的朝纲政纪,都不能使之“断子绝孙”的阿谀之“君”奸诈之徒,更莫说对于一块冰凉的石头的惩罚。然而,自古以来华夏子民就是一代代把美好的,或是憎恶的,有时也许是人类不可抗拒的东西寄托于一种虚幻的美好愿望,或托物寄情,或托物解恨。这也许就是鲁迅在他的《阿Q正传》中以辛辣笔触所揭示的“精神胜利法”吧!
尽管它的实效性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但我们还是宁愿相信“天公动怒”的传说。
清乾隆皇帝把嵩阳书院教书育人的儒学名流与求方士炼“仙丹”的唐玄宗相比,发出了“虚夸妙药求方士,何似菁莪育俊英。”来反问。真不愧一代盛世明君!那“初来岂得无言别,汉柏荫中句偶成”的诗句,证明这位喜游山水且又善书好诗的乾隆帝,对于嵩阳书院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功绩是肯定的,对书院的建筑艺术亦是赞赏的。尤其是书院的汉柏和它的传说,给这座千年书院增添了苍劲中的古朴、厚重和奥妙。